西南联大的“学二代”

在两次入缅作战的热潮中，联大教授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或当译员或任驾驶兵。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

联大教授在讲坛上是大学教授，在家庭中，是儿女的父亲。我们从下面两个细微的生活场景来看父子两代联大人。

据李钟湘回忆，联大外文系助教杨西昆抱着儿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联大教授李继侗任生物系主任，他的儿子也在生物系求学，但是有一次，他的儿子参加年度考试，李继侗批卷给他一个不及格，让他补考。

冯友兰书赠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先着鞭。”这首诗言明陆游“扫胡尘”、“靖国难”抗击侵略者之心曲，书录给好友，寄寓了冯友兰对抗日的爱国之情，也代表了联大教授的心声。当战时形势危急需要联大“学二代”从军时，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到前线和战场。

不仅联大的“学二代”，当时整个文化学术界的“学二代”，大多有从军的经历。联大哲学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美术家和艺术学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当时他也弃学从军。联大学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子，当时也和同学一起当军事译员，他的母亲沈性仁在抗战期间因为疾病得不到治疗而病逝，联大教授金岳霖曾写文章悼念。

梅贻琦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从军运动中报了名，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联大学子从军，不仅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亲身体验到政治的腐败。军委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赖某私刻图章，冒领译员薪津70余万元，亏空公款30余万元，致使西南联大到远征军做译员的同学不得不向美军朋友借钱。

联大历史系刘崇鋐教授也送子参军，但获悉天之骄子在军队中的遭遇时，同情以致泪下。据 1946年出版的《联大八年》记载：

刘崇鋐先生，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待人和蔼可亲，教西洋近代史，他的参考书目中有《联共党史》，这也许在旁人会引为奇怪的。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尽管目睹和体验到军队中的黑暗，但联大学子依旧投笔从戎，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由于当时通讯不畅，很多人未能收到勋章和证书)，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钟香驹、冯钟辽、许芥昱、林龙铁、卢飞白、马维周、程道声、李乃纲、李益琛、刘厚醇、梅祖彦、蔡国谟、邹国奎、左永泗、王蜀龙、姚元。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获得铜质自由勋章的联大学子，后到美国留学，有不少在美国定居，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冯钟辽于1945年西南联大肄业后，到美国留学并长期旅居，成为工业锅炉方面的专家。许芥昱、卢飞白等将联大的诗韵带到美国，他们两人都在美国著名的高校执教。

近年来，以远征军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颇受关注。一段湮灭在烟云中的历史被钩沉出来，在历史教科书中不曾记载的中国远征军，渐渐浮现在今人的视野。有不少人去滇西和缅甸寻访远征军的足迹，当一轮明月当空照之时，凭吊战场，在战争的铁与血之间，伫立着联大“学二代”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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